摘要：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把“加强纪律性”作为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的“一个中心环节”，强调“立规矩”，从制度上规范工作程序，从纪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为中共中央在进京前形成党内高度集中统一的局面奠定了基础，也为党如何“制度”执政探索出一系列行为规范和政策执行体系，为党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西柏坡 纪律性作风建设

2013年7月份习近平同志在参观西柏坡时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西柏坡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具有头等重要的决定性意义。为此，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提出“加强纪律性”的号召，提出要“立规矩”，以提高执行力，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做出制度治国的理论准备。

一、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提出“加强纪律性”的历史原因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下，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军队长期处于游击战争中，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被分割为许多独立分散的单位，因此各地方党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随着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种种不良情况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1、中央的政策和指示得不到很好贯彻执行，不仅影响了中央的权威，而且严重制约着革命的发展。1948年1月，朱德就新解放城市中工人工资增长过快问题致电中央，毛泽东当即在批复中指出：此事应该如何处理中央早已发了指示，但许多中央局、分局未能据此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中央局以下各级党委，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此问题，立即改正党内在此项问题上存在着的错误思想和错误政策。”2月5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十五周年社论稿时，指出许多党的地方领导机关长期没有正式讨论与宣传解释过中央的路线，致使下层工作的同志完全不了解中央的路线，并且严厉地批评“情况达到麻木不仁的地步”。3月23日，当他看到西北野战军前委指示各纵队应继续提高政策教育的电报后，马上写批语指出，各野战军前委及各军区对部队推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没有抓紧，“必须从前委与军区自己领导方面加以检讨。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在此批语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各前委或军区需把综合情况向中央反映，不能隐瞒错误的观点或只汇报战绩，明确要求改正各种错误的行为。

2、各地中央局和军区存在着的不请示、不汇报现象，影响着中央对战略全局的把握和对政策方针的科学决策。在多年战争环境下，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形成相对独立的自治局面，但随着形势大发展，各地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习惯严重影响了中央对全局的把握和决策。所以中央一再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作为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执行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克服多年来的自治局面。毛泽东在文电或批示中，多次要求“请将你们对此意见电告”、“于数日内电告”、“中央责成各中央、分局、前委……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对中央不能及时掌握各地具体情况而十分着急，所以电报中才频频要求“电告中央”。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出“有一些领导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至中央不明了他们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所以要求从1948年起实行报告制度，“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成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而报告内容要求由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

随后在3月28日，中共中央又就此作了补充指示，规定：对于下级发出一切有关政策及政策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种问题，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下级向上级所作的政策和政策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的，也须同时告知中央，篇幅长的，要摘要电告或函告。

3、党内和军队基层组织内存在着违反纪律行为，影响了党的形象，阻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战争不断深入，违反纪律的事情时有发生。彭德怀在1947年4月1日发给西北野战军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最近，有些部队利用群众逃跑及坚壁清野，将鸡鸭猪羊杀光，翻箱倒柜，挖窖，牵牛赶驴，打人骂人，乱拉向导，吃粮用草不打条子，吃菜烧柴不开钱等现象异常严重。”这些现象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破坏了军民关系。因此，毛泽东在发给西北野战军前委电中，谈及在蒋管区作战时要做到：“须特别注意部队群众纪律问题，望在出去前利用休息时间，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部队中进行一次普遍的教育。”同时，在城市接管中由于经验不足也出现的一些问题。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士兵拿取东西违反纪律现象也时有发生。朱德总司令于11月28日至12月1日召开的总结攻打石家庄经验汇报会上亦严肃地指出：“战斗未结束即拥挤抢争缴获，以致有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卫戍部队乱了十天。”这些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意识到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城市将被攻克收复，如何接收和管理好城市，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为此，毛泽东专门对城市接管纪律进行了指示，明确要求：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

4、各地新闻宣传中，存在着错误观点和言论，影响着各级群众对党的政策的正确理解。战争年代，新闻宣传是党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群众的有效途径，毛泽东一向十分关注。1948年2月，毛泽东针对许多地方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没有分析地传播了土改中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要求纠正错误宣传。他指出：“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而我们的通讯社、报纸或广播电台竟将这类通讯发表。各地党委宣传部，对于此类错误竟没有任何反映。”“总之，在各项宣传或报道上，必须防止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向，必须指出此种偏向在宣传工作人员中，在全党中，已经时常发现，必须注意纠正。”

诸如此类现象在中国革命迅猛推进的进程中，严重影响着革命的顺利发展，影响着党的形象，影响着中央权威。为此，中共中央意识到在党内、军内加强纪律性已经迫在眉睫，需从革命全局出发，进行了系统研究、思考，建立相关的制度，采取相关的措施。

二、中央从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积极引导党的制度与纪律建设，逐步建立起“立规矩”的意识。

思想统一、信念一致，才能同心同德。中共中央首先从思想意识上引导大家加强对“纪律性”的认识，不仅要求党内高级干部要学习相关论述，认识纪律性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还及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批评，在党内营造出强烈的舆论氛围和思想共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要求党内高级干部加强纪律性有关理论学习。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明确提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又重新向全军颁布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了调整和完善。这些纪律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8年5月，在河北阜平城南庄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把会议的议题归纳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条方针，并把“加强纪律性”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在会议前，毛泽东于4月21日就学习《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做了批示：“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

为了提高全党对消灭无纪律、无政府状

态的认识，统一思想认识，中共中央决定重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并为此写了前言，集中论述了加强革命纪律对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指出：在我们行将夺取全国规模的胜利时，集中的革命纪律性，便具有头等的决定意义。同时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负责同志，认真学习列宁这篇著作，为消灭现在工作中的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必要的斗争，使全党全军达到真正的统一。

强调“加强纪律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愈来愈认识到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48年5月25日发出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强调：“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共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为此，全党全军开展了深入的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加强集中统一的斗争，深挖了产生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按照规定，各党委和直属党委分别做出了《关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决议》和《关于整顿纪律的决议》。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全党全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中统一的现象，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为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以及胜利后的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党内军内的违纪现象严厉批评。即将登上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加强党的建设，就必须加强领导的统一性、集中性。所以这一时期，中央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毫无含糊地予以指出并要求纠正。

1948年4月23日，毛泽东致电华东局，指出：“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随后，毛泽东讲到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不少地方在关于土地改革、工商业及工运、统一战线、宣传教育等等方面，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明确指出这种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并果断地提出“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

在中共中央屡屡强调加强纪律性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局还是没有完全的重视。194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对其几经催促仍不向中央作报告提出批评。东北局19日就未作报告做了检讨，并上送了综合报告，毛泽东于28日专门致电东北局，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像你们现在所作的这种认真的自我批评，就不可能脱出被动，取得主动，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种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就不可能克服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各部门各党委(首先是军队)同样存在着的这种不良现象。”在电报中，毛泽东告知东北局，中央现正专门起草一个具体规定报告制度的决议，准备在九月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此时的毛泽东，对于如何在党内建立正确报告制度的思考，已准备转化为党的正式制度文件，这将是党在以后工作中的党规党法，是必须遵守的工作规程和行动准则。

三、中共中央采取制度约束、纪律整顿等一系列措施，使党的纪律建设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高峰

在统一党内军内加强纪律性思想认识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制定了相关制度，加强了纪律建设，为完成新民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经验。

措施之一：重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善党的群众纪律。

1947年10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重新颁布，并重新统一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要求各地各军“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重新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和“不虐待俘虏”外，主要强调了部队进入新解放城市后，在群众纪律、经济纪律等方面的遵守。1948年初，毛泽东对西北地区就我军进入高家堡后违反政策和破坏纪律行为写了批语：“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同年4月8日，在解放军再次攻克洛阳后，毛泽东又亲自起草电报，发给洛阳前线指挥部和其他前线的领导同志，强调对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部队等进入时应执行的“城市政策”。随后，朱德也在部队中强调：“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方面，过去犯过的错误，一定要彻底纠正。今后你们打进一个城市，一定要先把工厂、商店等好好保护起来，真正做到‘仁义之师，秋毫无犯’”；“要使部队能正确执行政策，就要严格部队的纪律，要靠纪律来保证政策的执行。我们的纪律就是三大纪律。”；“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能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只有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拥护我们，我们才能胜利。” 6月4日，中央军委考虑到东北野战军颁发的八条具体化入城守则，“比较扼要，对内对外注意事项都包括在内”，遂要求各地参考，并“望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战斗员，及所有入城工作的人员，一体遵行。”

措施之二：开展“诉苦、三查”，提高党的队伍建设的纯洁性。

如果说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教育，是部队对外行为约束的话，那么进行以诉苦为前提，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手段的新式整军运动，从本质上说则是一次军队内部严查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群众性、民主性纪律提高运动。

新式整军运动在全军主要集中在1947冬和1948年初完成。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将其称为“新式整军运动”，并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西北野战军宜川战役的胜利如此显著，原因很多，主要得益于在冬季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并指出“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在1948年党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肯定了整党工作的成绩，在随后发出的通知中指出，党在最近一年内，一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并正在继续克服着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侵犯了中农，破坏了工商业等项“左”的错误。“经过过去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的伟大的激烈的革命斗争，和对于自己错误的认真的纠正，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经过整党整军运动，党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性加强了，有了领导，有了秩序，共产党在部队和群众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措施之三：通过《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健全党的集中领导制度。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第七部分专门谈了“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任弼时也在发言中强调：“由于地区趋于统一，党之威性高了，战争规模大了，兵力集中作战，更感需要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纪律。”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需要强调统一和纪律，只要统一集中起来，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大家都服从纪律，就能战胜一些错误的倾向和外界的不良影响。

九月会议最后通过的《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具体规定了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党务等方面的中央权限。《决议》指出，凡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的，各地必须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凡在执行中遇到困难及特殊情形或有不同意见，均可向中央说明理由，提出意见等候中央批示，但不允许擅自修改。在执行中遇有特殊原因在不得不权宜处理的情况下，可变通办理，但事后必须请求中央追认。

措施之四：通过《健全党委制》，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中共中央在加强集中领导的同时，1948年9月，毛泽东针对一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浓厚的情况，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要求“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地委、旅委一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委、校、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但是在此过程中，应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同时，中共中央注意到有了正确的规章制度，还不等于是健全了党委制，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要发生问题。为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12种工作方法，科学具体地阐明了党委会在集体领导的原则下如何做好工作的问题。这些规定，创造性地解决了领导集体与领导者个人，民主与集中等方面的问题，加强了党的纪律性，提高了战斗力，从而保证了党的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

措施之五：通过《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实现和扩大党内民主生活是一个重要方面。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取得政权，党也已经发展成为300多万党员的广大群众性大党，全国广大阶层的人民群众参加民主的政治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在党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邓小平也在发言上指出:“加强纪律性极端重要，是保障革命胜利的重要一环。而加强纪律性与发展党内民主又是相连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上级、在区党委、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建立和扩大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问题作了以下的规定：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章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对于这种会议要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开会要有充分的准备。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要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并须报告中央。决议下发后，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相继召开，使党内的民主生活更加活跃，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措施之六：建立新闻制度，严格党报党刊的新闻宣传纪律。

针对在实际宣传工作中，由于态度不认真、没有好好研究中央政策、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擅自宣传，不请示，不报告等严重脱离党性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中共中央和中宣部下发了一系列指示，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纪律。

1948年6月和8月，中央专门发出了《必须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宣传工作》和《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指示，并制定了党的宣传工作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6月3日，针对华东局就一年来办报情形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其报告后批示：“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6月5日，中共中央专门为宣传工作制定了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其中具体规定了负责人看大样制度；对于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按语与对于读者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的答复制度；宣传内容有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者，均应事前将意见和理由报告中央批准制度；书籍杂志出版前的审查制度等。随后，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中，特地加上了：“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处于平列的地位。相反的，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的内容。

措施之七：提出“两个务必”、《六条规定》，加强对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赶考”征途纪律约束。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了因为巨大胜利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在会议最后一天，做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这些都是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同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告诫，也是直接针对党内革命胜利后可能滋长的享乐主义、功成名就的告诫。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登上全国性执政的大舞台的历史性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能否密切联系群众，经得起执政的考验，能否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呢？为此，毛泽东以万里长征来形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此来告诫全党。这个告诫是及时的，也是超前的，是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也是对未来的告诫。

结束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考察时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今天，我们重新梳理和分析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制度建设，增强纪律性的重要论述和举措，旨在以史为鉴、以史为用，重申党的纪律，增强党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毛泽东在西柏坡关于“立规矩”的一系列思想和所采取的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出了巨大的实践功能。首先，在实施全面战略大反攻关键时期，抓住整肃全党全军纪律性这个关键环节，有效维护了党的统一领导，强化了党中央的权威，民主和集中得到了统一，增强了全党全军的执行力和战斗力；其次，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根据中央划定的权限，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措施，有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再次，规范了机关内部及上下级之间的文本管理、行文格式等等，成为制度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已经证明，西柏坡时期毛泽东要求全党全军加强纪律性，为战争胜利、最终打败国民党军队奠定了基础，是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保障。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当时所采取的，如请示报告制度、党委会工作方法等一列制度和措施，一直延续应用于今天，仍是我们党开展各项工作的有效制度；并且，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仍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如“六条规定”的具体内容，与“八项新规”一脉相承，也是新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要求，有利于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更有利于党员干部理论水平和执行力的不断提高。

作者：史进平，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副主任，文博副研究馆员。